專訪劍橋大學教授諾蘭:英國人對中國的恐懼,和對蘇聯的恐懼是不一樣的

2017年08月19日     2,267     檢舉

中國正在進入新的複雜的發展階段。中國已經從20世紀70年代一個不起眼的角色,成為國際舞台上強大的一員。

中國在全球經濟和國際關係中的作用將會繼續擴大。如今中國儘管規模龐大,但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China)將面臨不計其數的政策挑戰。

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兩個關鍵議題,是其在亞太地區扮演的角色和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意識形態遺產。中國共產黨正在就這兩個問題開展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西方如果希望更好地認識中國,就需要了解中國的政治體制內思考這些問題的深度和正在開展的辯論的廣度。

1976 年毛澤東主席去世時,中國正陷於極度貧困,在全球經濟中無足輕重。1978 年 12 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開始確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的總體方針。當時中國以外很少有人相信此舉能成功。

1989年底,社會主義制度在整個東歐崩潰。1990年2月,蘇聯共產黨在蘇聯70年的統治正式結束; 1991年12月,蘇聯不復存在,解體成多個主權國家。中國在1989年及東歐、蘇聯在1989年至1991年發生一系列事件後,西方普遍認為共產黨政權在中國存在不了多久。

此外,西方的一致觀點是:從民主德國到越南,這些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歷史顯示,不可能由共產黨領導「過渡」到市場經濟。按照這種反覆被提及的觀點,「政權更換」是運行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無論是「華盛頓共識」國際機構的政策建議,還是西方政治家和西方媒體,幾乎整個西方都眾口一詞地認為: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不會繼續,即便萬一存續下來,也建立不起成功的市場經濟。

從1989年、1990年到現在已經有四分之一個世紀,看來情形與西方普遍預想和希望的大不相同。蘇聯解體之後,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並未步其後塵。很多人仍抱有希望並為之努力的中國「政權更換」並未發生。中國共產黨現有8700萬黨員,將在2021年迎來建黨一百周年。共產黨領導中國實現了現代歷史上最令人矚目的增長和發展。在政治社會穩定的保護傘下,中國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政府統籌布局了龐大持久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其中包括公路、鐵路、港口、機場、大壩、發電送電設施、電信、供水排水系統和住房;按比例規模遠遠超過可比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

中國的改革將市場競爭逐步擴大到經濟的大多數領域。通過謹慎的實驗改革路徑,「摸著石頭過河」,逐步改變制度,使人民慢慢適應從國有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採取這種漸進實驗的過程,也使政策制定者能依次逐個解決問題,同時又保持對制度改革總體路徑的把握。這些改革釋放出了本土企業的生產力,吸引了大多數國際領先企業的投資,使中國能迅速吸收先進技術,獲得了巨大的「後發優勢」 。

按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計算,如今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為全球第一。 中國是世界上國際貿易規模最大的國家。中國的製造業產值居全球之首,比美國多三分之一,超過法國、德國、日本和英國的總和。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貧困率大幅下降,幾乎所有社會群體的實際生活水準都有顯著改善。

儘管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中國在試圖從中低收入國家變為高收入國家時,仍然面臨巨大的政策挑戰。

有大量文獻論述這些挑戰,其中包括人口老齡化、農村剩餘勞動力枯竭、腐敗、環境嚴重污染、自主創新水平低、本土企業在全球競爭中地位低下、居民收入和財富差異懸殊、國際環境敵對等等。使用購買力平價還是有許多實際問題,不僅因為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商品和服務質量有差異,還因為要獲得商品和服務的「全球價格」困難重重。儘管統計學家付出了極大努力,但人們普遍認為購買力平價往往會高估發展中國家的GDP。

2013年11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指明了這些挑戰的全局性質,概述了下一階段制度改革的路線圖(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013)。《決定》重申,需要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強調市場應該「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應該「大幅度減少」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應該繼續研究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決定》強調,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決定》強調中國需要「改革收入分配製度,促進共同富裕」,確保「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還強調需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同時「堅持黨的領導」——「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決定》形容中國正進入「新階段」,改革處於「深水區」。在這個階段,中國「面臨艱難的抉擇」,需要「涉險灘」。為了克服多重挑戰,黨需要「衝破陳舊觀念的束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還需要「求真務實」「一切從實際出發」「總結國內成功做法,借鑑國外有益經驗」。

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重要性逐漸恢復到工業革命前的位置,給中國的國際關係帶來了深刻的議題。

從漢代(公元前202—220)直到18世紀後期的兩千年間,中國都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技術最先進的地方。那個時期大部分時間內,中國都與中亞及東部、南部沿海各國有深厚的商業和文化關係。「朝貢制度」是這些關係的外交象徵,本書第一篇就探討了這些關係的歷史證據。通過與周圍地區深入的商業往來,中國的技術不僅傳播到這些地區,還傳播到歐洲。工業革命的許多關鍵技術都起源於中國。

而在工業革命之後,西方與亞太地區的關係發生了劇變。英國在一個半世紀的時間內取代中國,成為「世界工坊」。這場經濟革命為陸軍和海軍革命奠定了基礎,使西方國家能建立起遼闊的殖民帝國。

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決定》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確定為中國下一階段國際關係的核心戰略。中國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國內基礎設施建設的豐富經驗,為中亞和東南亞絲綢之路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這不僅為建設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周邊國家的和諧關係帶來了巨大希望,實際上還給歐洲復興提供了前景,因為中國可以利用豐富的金融和人力資本儲備,參與並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廣大地區的發展。

【本文為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彼得·諾蘭(Peter Nolan)新書《認識中國——絲綢之路與共產黨宣言》序言的摘要,該書由中信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

專訪劍橋大學教授諾蘭:英國人對中國的恐懼,和對蘇聯的恐懼是不一樣的

【上月,諾蘭教授還接受了觀察者網專訪。以下為訪談實錄】

觀察者網:你提到,相比目前受西方統治的國際秩序來看,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更加和平的計劃。不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都多多少少存在著安全隱患。如阿富汗,伊朗和阿拉伯國家彼此間因為宗教信仰和權力分配等原因都彼此存在矛盾。你認為「一帶一路」如何可以帶去和平?

諾蘭:我認為基礎設施建設對於發展至關重要,這不僅加快了經濟增長速度,還可以在住房,水電,排水,交通和通信等方面提高大眾的福祉。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中一直是基礎設施建設的佼佼者,在政策和實踐方面都有著廣泛的經驗。跨境基礎設施建設可以加速發展,推動貿易並促成跨文化交流。通過這些機制,我認為「一帶一路」可以為這個多宗教,多民族的地區帶去和平和交流。在古代,國際貿易就讓不同民族走得更近,而「一帶一路」可以延續這一機制。

觀察者網: 「一帶一路」的目標是推動貿易,而阿拉伯國家已經在國際石油市場的中心。你認為這一倡議能否吸引到他們?

諾蘭:阿拉伯聯盟中有22個國家,這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組織。有富有的石油國家,但是也有像阿爾及利亞,吉布地,埃及,利比亞,索馬利亞,葉門和蘇丹那樣的窮國。「一帶一路」對於落後國家來說是難得的發展機遇,對於富國來說則是推動文化交流促進地區和平的好機會。

專訪劍橋大學教授諾蘭:英國人對中國的恐懼,和對蘇聯的恐懼是不一樣的

(彼得·諾蘭)

觀察者網:你的書有將近一半的篇幅都在討論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你提出科技革命和金融密集型產業削弱了英國的勞工階層,讓英國工會和工黨逐漸喪失了自己的基本盤。

中國目前也正面臨同樣的情況。中國的製造業都在從沿海地區向內陸轉移。沿海地區正在向服務業和金融業轉型。目前,上海70%的GDP都是由服務業創造的。你認為中國可以從英國的經歷中學到什麼?

諾蘭:這一部分的內容並不是為了給中國提供案例。這一部分的目的是去糾正一些英國對階級鬥爭的誤解,特別是學者們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階級鬥爭觀點上的誤解。英國在19世紀時的國際地位是十分獨特的,因為英國是第一個實現了工業化的國家,並因此創造了一個全球帝國。今天,金融業在英國的地位和作用遠大於任何一個已開發國家。因此,英國在從前和今天的經驗都不應該被機械式的得複製到中國。

內容未完結,請點擊「第2頁」繼續瀏覽。